實踐中，對于有的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請托人物品（如車輛、奢侈品等）后，又以退還實物但收取現(xiàn)金的方式實施受賄的，應如何精準認定受賄數(shù)額，值得關注。筆者認為，應當綜合把握受賄人退還的主觀意圖和客觀行為予以分析。

　　有這樣一起案例。秦某，A房地產(chǎn)開發(fā)公司（國有獨資公司）副總經(jīng)理，分管營銷管理部。趙某，B廣告設計公司法定代表人。2018年至2020年，秦某接受趙某請托，為B公司中標A公司年度營銷項目提供幫助。其間，為得到秦某的支持和關照，趙某于2018年花費23萬元為秦某購買了一個名牌包，購買后隨即送給了秦某。后秦某對趙某所送的名牌包在使用一年多以后不再喜歡，且秦某很清楚這個名牌包的價值，便于2019年12月將該名牌包退給趙某，并表示，“包我不想要了，還是實際一點更好”，希望獲得更多現(xiàn)金回報。趙某收到該名牌包后表示，會用現(xiàn)金“超額”表示謝意，后在2020年1月分兩次送給秦某共計40萬元現(xiàn)金。2023年2月，秦某案發(fā)。經(jīng)價格認證，秦某將該名牌包退給趙某時市場價格為20萬元。

　　本案中，秦某共有兩次收受趙某財物的行為，第一次是收受價值23萬元的名牌包，后又退還給趙某；第二次是趙某在秦某退還名牌包后隨即又送給其40萬元現(xiàn)金，該“一退一送”的行為該如何定性，以及如何認定秦某的受賄數(shù)額，存在不同觀點。

　　第一種觀點認為，秦某收受趙某為其購買的名牌包，但在案發(fā)前主動退給趙某，故此起事實不構成受賄，而后又收受趙某40萬元現(xiàn)金，構成受賄既遂。秦某的受賄數(shù)額為40萬元。第二種觀點認為，趙某花費23萬元為秦某購買名牌包，秦某收受名牌包已經(jīng)構成受賄既遂，一年多以后，秦某將該名牌包（退還時市場價格為20萬元）退給趙某，屬于退贓，雖不影響受賄金額的認定，但可作為秦某的量刑情節(jié)。對于秦某又收受趙某40萬元現(xiàn)金的行為，與退包行為無關。此時秦某的受賄金額為63萬元（23萬元+40萬元）。第三種觀點認為，秦某收受趙某為其購買的名牌包，構成受賄既遂，受賄數(shù)額為23萬元。一年多后，秦某為了要更多現(xiàn)金，將該名牌包退給趙某，隨后收受趙某所送40萬元現(xiàn)金，屬于交易型受賄。第二次受賄的數(shù)額應當以秦某收受現(xiàn)金的數(shù)額與退還該名牌包給趙某時的市場價格的差價計算，即20萬元。因此，秦某的受賄數(shù)額為43萬元（23萬元+40萬元-20萬元）。筆者同意第三種觀點，理由如下。

　　首先，秦某退還名牌包的行為不影響受賄罪的認定。根據(jù)“兩高”《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》（以下簡稱《意見》）第九條規(guī)定，“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請托人財物后及時退還或者上交的，不是受賄。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后，因自身或者與其受賄有關聯(lián)的人、事被查處，為掩飾犯罪而退還或者上交的，不影響認定受賄罪”。該規(guī)定明確了及時歸還不構成受賄。本案中，準確評價秦某退還名牌包的行為，應從以下方面分析。其一，從收受與退給趙某名牌包的時間間隔長短、是否存在阻礙其歸還的客觀事由上來看，明顯不屬于及時退還的情形。其二，從退還的時間點和原因上來看，秦某實際占有該名牌包一年多，因為不再喜歡、想要更多現(xiàn)金而退還，明顯不具有積極退還的主觀目的。其三，通常情況下，受賄罪的既未遂形態(tài)以受賄人是否控制財物為區(qū)分標準，換言之，當行為人以收受財物為目的，承諾或已經(jīng)實際利用職務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，只要實際收取財物，便構成受賄既遂?？傊啬持饔^上有收受名牌包的故意，客觀上占有名牌包并利用職權為趙某謀取利益，也不存在阻礙其歸還名牌包的情況，所以秦某收受名牌包的行為構成受賄罪既遂。

　　其次，秦某“退物收錢”的行為屬于交易型受賄。根據(jù)《意見》第一條規(guī)定，“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，以下列交易形式收受請托人財物的，以受賄論處：（1）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向請托人購買房屋、汽車等物品的；（2）以明顯高于市場的價格向請托人出售房屋、汽車等物品的；（3）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請托人財物的”。前兩種情形主要表現(xiàn)為通過不平等的交易、利用價差獲取不正當利益，屬于典型的交易型受賄，而對于受賄人以賄賂物進行交易的特殊情形，則會出現(xiàn)屬于退贓還是交易型受賄的爭議。筆者認為，可以從主客觀兩方面加以界定：一方面，主觀意圖不同。受賄人退贓是出于掩蓋或者減輕罪責的目的，而交易型受賄的主觀目的是以已經(jīng)獲得的賄賂物來交換更多的錢款，通過交易獲取更多的利益。另一方面，客觀表現(xiàn)不同。退贓在客觀上表現(xiàn)為受賄人將之前收受的財物退給請托人，財物一旦交接便完成了目的，但交易型受賄是以退還賄賂物的形式進行交易，受賄人將賄賂物退還給行賄人只是前期工作，后續(xù)收受錢款、獲取通過交易得到的價值才是關鍵?；诖耍景钢?，秦某要求以賄賂物換取趙某更高價值的錢款，則可以認定為交易型受賄。秦某因為在使用該名牌包一年多以后不再喜歡，而且秦某很清楚該名牌包的價值，也想向趙某要更多的錢款，所以才將該名牌包退還給趙某。同時，趙某在收到秦某退給其的名牌包后，表示要再多送點錢給秦某以表示感謝，于是不久便送給秦某40萬元現(xiàn)金，這一行為實質(zhì)上是完成交易的錢款給付環(huán)節(jié)。綜上，秦某退還名牌包而后收取40萬元現(xiàn)金的行為，本質(zhì)上是用賄賂物進行交易的受賄行為，屬于交易型受賄。

　　再次，秦某的受賄數(shù)額應認定為43萬元。根據(jù)《意見》第一條規(guī)定，“受賄數(shù)額按照交易時當?shù)厥袌鰞r格與實際支付價格的差額計算”。本案中，2018年，秦某收受趙某所送名牌包時，構成受賄罪既遂，2019年12月，秦某以不想要包、想要更多現(xiàn)金為由，將該名牌包退還給趙某，不久趙某送給秦某40萬元現(xiàn)金?？傮w上看，秦某屬于將名牌包與趙某的40萬元現(xiàn)金進行“交易”，因此，應當以秦某退給趙某名牌包的時間為價格鑒定基準日，委托有權鑒定機構對該名牌包進行價格鑒定，以鑒定價格為基準計算與40萬元的差價，作為秦某以交易形式收受賄賂的受賄數(shù)額，即趙某送給秦某的40萬元減去2019年12月該名牌包的市場價格20萬元。

　　綜上，秦某受賄數(shù)額為2018年收受的市場價格為23萬元的名牌包，與后面以交易形式收受的20萬元之和，即43萬元。

　?。R天南 作者單位：上海市靜安區(qū)紀委監(jiān)委）